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把全面从严治党上升到四个全面国家战略高度之后，全面从严治党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这充分说明了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从学理上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在中国的探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出发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从严治党思想的“扬弃”；三是对国外政党从严治党的实践与理论的借鉴。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严治党思想的“扬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这为当下探索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全面从严治党为了解决党如何始终是中国伟大事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一问题，因而要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出发，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仍然在进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无疑更值得关注。本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拟从基点、路径与目标三个维度对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进行探析。

一.   三个为什么：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问题基点

自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而这一主题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促进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利用手中的权力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另外，改革开放重启国门，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腐朽思想，它们使一部分党内领导干部丧失了信仰、走上了腐败的不归之路。因此，要想推动这一主题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从严治党。

一   为什么在对内改革中从严治党

对内改革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使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原则却侵蚀着执政党建设。第一，资本逻辑及其形成的观念滋生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功利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放松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管、教育，任其利用手中的公权为私人谋求利益，则可能会导致党心民心涣散，从而丧失党的执政地位。第二，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效率优先等原则容易侵蚀党内生活。如果把市场经济原则运用到党的政治生活中，必然会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充当为商品使用，从而丧失党员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经济领域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变化。^[1]380改革使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必然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引发深刻的变革，必然会为从严治党带来新的问题。如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领域中出现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规律如果同时作用经济活动，并出现国家权力使用不当，就会引发国家权力变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资本，这种现象正是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变革引发的现象。同样，在文化领域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虽然消灭了，但是腐朽的封建文化却依然存在，如官本位等思想仍然在侵蚀着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在对内改革中从严治党，成为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问题基点。

二   为什么在对外开放中从严治党

开放是和改革相辅相成的，两者共同构成当今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推动中国伟大事业前行的巨大动力。对外开放在引进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也给境外敌对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

对外开放之初，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许多腐朽思想不断涌进国内。在经济方面，否定公有制、推崇私有制，鼓吹市场万能；在政治方面，推崇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普世价值等侵蚀着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妄图通过非战争的手段来改变社会主义“颜色”。 ^[2]344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强大攻势下，一些党员干部打着改革的旗号，在经济上主张全盘西化、私有化，在政治上反对党的领导，在思想上鼓吹着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开放、搞活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开放、搞活就会走到邪路上去。”^[2]164如何在对外开放中从严治党，同样成为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问题基点。

三   为什么在长期执政中从严治党

如何长期执政一直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把党建设成坚强有力、不改变颜色、长期执政的党的这一问题时，从严治党这一概念在1985年应运而生。邓小平为什么要在长期执政中思考从严治党呢？第一，对毛泽东“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批判继承。早在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答时，就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长期执政中防止出现历史上因为腐败而导致王朝覆灭的探索。毛泽东的答案是，民主是“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在中共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对内依靠整党整风，提高党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另一方面依靠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依靠这两大思路来“走出历史周期率”。当然，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局限性，没有把反腐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强调反腐要靠人民但又没有找到依靠人民的科学方式。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依靠民主“走出历史周期率”，他一方面把反腐与经济建设关联起来、把反腐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把民主反腐制度化、法律化，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第二，对苏共垮台的反思。苏共垮台是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但执政党出现问题是苏共垮台的决定性因素。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有从苏共垮台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社会主义才能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前进。^[2]383苏共垮台给我们的教训在于长期执政的苏共自身出了问题。具体来看，其原因无非在于：第一，苏共对腐败问题、组织涣散等制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苏共执政的74年，从列宁时期廉洁自律的“公仆”逐渐蜕变为贪污腐败的“老爷”，到苏共垮台前特权阶层盛行，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失去了群众基础。第二，苏共对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武器，列宁、斯大林一直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权问题。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甚至放弃马列主义，造成很多党员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仰，为“颜色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机会。苏共垮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要走“从严治党”之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二.   “党要管党”：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

在解决了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改革开放中强调从严治党这一问题后，还要回答“对谁从严、怎么从严”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1962年作了初步回答，“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3]328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严治党的对象（管理谁）；二是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如何管）。在改革开放这一进程中围绕着这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一   从严治党的对象

“对谁从严”揭示了从严治党思想中的对象问题，主要包括党员和领导干部。

对党员从严管理。邓小平十分注重党员的纯洁性、教育和管理。第一，入党过程要从严。邓小平指出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不能搞突击、一定要慎重，尤其要注重考察入党动机是否纯洁，对于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不能勉强吸纳。^[4]183第二，共产党员要遵守纪律。邓小平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员不仅要守法还要守党纪。守纪的最高标准是要做到“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2]112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员，需要学习、遵守、落实和拥护党的规章制度，用党的规章制度来作为准绳，敢于同一切破坏党和国家事业的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第三，对党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对党员经常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思想问题上提出严格的要求。第四，对党员进行严格管理，完善党课、民主生活等制度。邓小平认为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党支部是不可能具有战斗力、凝聚力的，因此党员一定要经常召开民主生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3]314

对领导干部要从严要求。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管好领导干部，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3]328第一，选拔从严。领导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对党的基本路线执行的力度。党的政治路线确定后，要靠人来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支持的、不支持的以及中立的，这三种态度会导致结果不同。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5]191。邓小平指出，要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就需要使更多“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优秀人才纳入到领导干部队伍之中。这样才能使党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中经受住考验。只有严格选拔，才能为伟大事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从而有力应对改革开放的复杂局面。第二，制度从严。在领导干部的任用上，要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领导干部任用制度化，“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5]331第三，强化监督和管理。强化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首先要做的就是领导干部定期过党内组织生活。这不仅仅是领导个人自身的修养，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还要加强群众、党员、监察制度的监督。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5]332只有加强监督管理，领导干部中出现问题才容易得到解决，从而使问题在最小的时候得到有效解决。

二   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

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解决的是“如何管党”的问题。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新情形，突出强调要把从严治党贯穿于思想、制度、党风和惩腐各个环节之中。

1.思想从严。思想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毛泽东非常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6]1094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把从严治党贯穿思想领域，从思想上对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严格要求。第一，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前提。面对党内存在的严重思想问题，如何重新确立党内的正确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面对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从思想领域入手，支持并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党员要有信念理想。这里的信念理想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历史上我们党不管多么弱小，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终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具有信念理想，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终有到来的一天，这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第三，党员领导干部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从而不断推动伟大事业前行而又不至于在“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2]147

2.制度从严。与毛泽东从严治党侧重思想建设方面相比，邓小平从严治党更加注重的是制度上的从严，通过制度来保障从严治党的落实。制度建设在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存在问题和基本任务进行了系统论述。第一，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人和制度是领导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因素。在领导活动中，与人的因素相比而言，制度因素更为根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党的历史上出现的某些错误，即使与人的思想、作风有关联，但根本上仍是（组织、工作等）制度上有问题。善的制度可以制止坏人为恶，恶的制度导致好人无法从善。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不需要负责任，而是（领导、组织等）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的地位。^[5]333第二，党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1）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制度建设不完善，没有形成制度意识。党内出现的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等现象，都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一定的关联。（2）已经形成的某些制度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如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的发展。因此，需要改革已经过时的、不健全的制度。第三，制度建设的基本任务。面对那些恶的以及过时的制度，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构建了包括党的领导、组织、民主生活、监督等制度体系。在领导制度方面，通过改革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领导终身制等现象；在组织制度方面，完善民主集中制，把民主集中制落实到党员活动的具体领域，使之具象化、制度化；在民主生活制度方面，健全党代会、党内选举、组织生活、党内分工等制度，从而保证民主生活制度化；在监督制度方面，健全党内监督机制，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群众、舆论、民主党派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3.整顿党风。党风即党的作风，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在1942年的《整顿党的作风》讲话，“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6]812在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整顿党风，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现象，党只有首先解决了党风问题，才能去进行打败敌人的任务。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的讲话中，毛泽东概括了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新的工作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6]1094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党的“三大作风”。整顿党风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三大优良作风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及长期执政的实践，在整顿党风问题上形成了系统的观点。第一，整顿党风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出现了问题。坏风气如果放任不整顿，则势必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从而会影响改革开放顺利进行。^[2]154因此，“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5]358第二，党风整顿的路径。邓小平认为，整顿党风，要通过“统一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来实现。^[2]144统一思想，是整顿党风的基础，从思想上对党员进行教育，使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有明显的提高，党群关系有明显的改善，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经常进行，从而增强党性，统一思想；端正作风，是整顿党风的根本。党的工作必须围绕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进行，警惕和防止出现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带头发挥党的优良作风，因为群众对干部总是会察其言观其行，领导干部的作风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加强纪律和纯洁组织，是抓好作风建设的根本途径，以党纪国法约束好党员以及领导干部。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党组织要经常对照党章对自身进行检查，向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看齐。各级纪检委和组织部门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案件，更是维护好当的规章制度，清除党内害群之马、纯洁党组织。

4.惩腐从严。惩腐从严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的客观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揭示了惩腐从严的战略性地位、惩腐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治理腐败的基本路径，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廉政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第一，惩腐从严的战略地位。从中共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并付诸于实践，因此绝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廉洁自律公正的，腐败分子只是极个别现象。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党员领导干部打着改革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旗号却做着贪污腐败的事情，成为危害伟大事业的腐败分子。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如果不惩腐从严，则经济建设上的成功就失去了保障。腐败问题不解决，势必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从而丧失党的群众基础；腐败问题不解决，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从而会导致国家政权动荡；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惩腐从严，尤其是针对党内高层腐败，否则就会使党的战略目标出现失败的危险。^[2]313第二，惩腐从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其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来开展。惩腐从严这项工作同样也要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来展开。腐败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不均，物质财富不够丰富。通过改革开放，极大调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断为共产主义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而惩腐从严则可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从而促进经济建设的良性发展。第三，惩腐从严的措施。在1985年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文中，邓小平在回答“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的问题时指出，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2]148这里可以看出教育和法律是邓小平治理腐败的两个手段。

（1）法律是惩腐从严的根本举措。与毛泽东反腐靠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不同，邓小平则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来治理腐败的新途径。他指出，惩腐从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379因为只有把治理腐败纳入到法制进程，把人民群众的意志上升到法律，使法律不受个人意志“左右”，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2）教育是惩腐从严的基础。惩腐从严，改变党风和社会风气，要强化思想教育，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从而达到标本兼治。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四项基本原则以艰苦奋斗等），提升党员为人民服务不为己谋私的觉悟；另一方面通过法制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人人懂法、守法、护法，从而达到治理腐败的目的。

三.   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目标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来，建党目标则被提上日程。在1980年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结合“四个现代化”对建党目标进行了初步设想，“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5]276，党的十二大制定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在1983年《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建党目标是“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2]39在这里邓小平把党的建设目标由原来比较笼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具体化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时期的建党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要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展开。党员领导干部要明确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要义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建设要围绕着这个中心不能偏离，通过完善党的领导、提升党员素质来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才可以逐渐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才能为伟大事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文明在物质上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党是领导伟大事业建设的坚强核心，伟大事业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因此党的领导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并在这样党的领导下，想干成事业是不可能的。^[5]41自1978年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跟不上，存在着“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形。面对思想上的“西化”、“自由化”、封建思想遗毒等精神上的污染，要确保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就必须有正确的方向。第一，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上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抽出时间做思想工作解决思想问题；第二，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2]7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各方面为人民群众做好表率，党风端正，社会风气自然而然就端正，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保证。

四.   结语

总体上来看，与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的发展史相应，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对从严治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结合长期执政实践形成了创新性成果。在从严举措上，注重从制度上从严治党，既要求思想教育、又要求严守党纪党规，通过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管理、党内外监督实现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等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些无疑与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历史条件有关联，但其中也有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因而，对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借鉴。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仍然要围绕着经济建设，同时，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还要注重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举措上，一方面要发挥多种手段协同治理；另一方面仍需突出制度从严；在党的建设目标上，既要注重共产主义这一长远目标，又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近期目标，从而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进步。